这是我推开家门时邂逅的电视剧的一幕。

　　女儿趴在母亲身前，一会儿细细梳拢着母亲满头银发，一会儿轻轻抚摸着母亲爬满皱纹的脸颊。她年轻的面庞贴近母亲嶙峋的耳廓：妈妈，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孝敬你;妈妈，我愿生一大堆儿女，让他们和我一起来爱你;如果有来世，如果真的有来世，愿我们还做母女，我做母亲，你做女儿，我要把所有的爱都给你！妈妈，我爱你……

　　就在2008年秋天这样一个平静的傍晚，这声声句句敲打在我的心上，说不清哪里的一个角落，泛着生生地疼。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下这稀疏的文字：

　　人的一生呵从母亲领着我到母亲啊来把手给我.

　　母亲，请纵容我就这样深陷在松软的沙发中，深陷进对你的想念、深陷进那段你牵着我的手走过的岁月中。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不是一个小天使的父亲，不是散发着光芒的艺术家，我只是你最疼爱和贴心的，小儿子。

　　我爱绘画，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惊人的天赋，这很多是来源于母亲家族的遗传。但母亲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六岁时外祖父母相继去世，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或被领养或被转卖，从此失散在茫茫人海几十载。其中母亲的遭遇是最为凄惨的，她不断地颠沛流离，从一个买家到另一个买家。今日驻息，明日天涯。而母亲后来常常给我们讲述的却是她在孤儿院里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我无法把“孤儿院”与“幸福”这两个字眼连接在一起。而在孤儿院里竟感觉最幸福的那个少女，她十二岁时就已经经历的六次转卖，其中的苦痛必然是超出了想象。那些人世间最锋利的苦痛和冰冷过后，从善良的修女那里得到的点滴呵护都成为母亲幸福的源泉，再加上她聪明伶俐，勤奋肯学，很快就能够识字读书，性情也开朗起来。解放前夕，大多数的修女们都离开了中国。后来，十四岁的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现在位于洪楼广场的天主教堂在当年就是教会孤儿院的一部分，几年前我曾经带着母亲回去过那里。时间在高耸的天穹顶上留下青色的灰和苍凉的白，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折射到原木的长凳上，斑驳、迷离。我说不清这个偌大的空间是因为安静而空旷，还是因为空旷而安静，只是感觉流动其中的那种肃然，能够淹没苦难，淡泊激越。母亲就站在我的身边，我很想去揽住她的肩头，但终于还是没有。从眼眶湿润到眼泪纵横，母亲娇小的身躯一直不曾想要依偎我，她喃喃轻语却有一种力量，说给我听，又仿佛是说给自己听，身边就不知什么时候围拢了一些人，时而惊愕，时而叹息。斜阳抚过母亲舒展开来的面庞，她说：“我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幸福呵……”

　　也许只有真正品尝过苦难的人才能体会平淡中荡漾着的浓烈幸福吧，也正是这样的生命才真正有资格去触碰“幸福”这个字眼。此时的母亲是一本如此厚重的书，虽然有些部分是用我始终无法识别的文字书写而成，但时间的暴风骤雨和灿烂千阳沉淀下的香，我唯有心怀感激地拥抱，患得患失着珍藏。

　　十四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如今十四岁时的女孩子是春日阳光下鲜润的红苹果，跳跃在校园里的一串乐符。而母亲在她的十四岁穿上一件简单的衣褂，挽起刮亮的髻子，静静地坐在我父亲的身边，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几十年后先进的电脑技术让我可以将父母的一帧结婚合影扫描保存为电脑里一个小小的文件，只是那黑白相纸上泛起的黄色成了它不可修改的调子。我试图阅读那一瞬间母亲眼睛里的语言，无论是交织的、挣扎的，还是纠缠的，但我却只是看到了平静，这种平静让我心疼。母亲就这样平静地摊开手掌迎接下她人生旅程上一段新的开始，没有关于幸福和劫难的想象，只是平静等待和经历流水一般的日子，渐渐带走她的芳华。

　　母亲和父亲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母亲比我的大姐大十七岁，她们争吵和亲近起来都更像是一对姐妹而非母女。我记得母亲说过，那个时代在医院生产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此产妇都是在家里等待大夫接生。我们姐弟五人都是一个姓殷的大夫接生的，名字全是母亲自己起的。父亲姓蔡，我们就跟着父亲姓，大姐玉宝，大哥玉贵，二哥玉泉，我叫做玉水，小弟玉盛。济南这个城市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泉城”，圣洁的泉水是这里的灵魂。而一个家庭有了这“宝贵泉水”，怎么能不“旺盛”呢?现在想来，那是那个时代里人们对生活最为朴实的愿望，他们把最美好的意象取在孩子的名字里，希望一家人热乎乎、乐呵呵地生活在一起。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当后来的孩子念着这些画一样的诗句时，这种美景已经同那个时代的贫穷一样，成为了关于这个城市的传说。但那时，我们这个温暖美满的家却在整个邮电新村是穷出了名的。那个时代鼓励生育，而孩子多了又成为最大的负担。家里基本上是靠父亲工作的收入养家糊口，母亲带着我们干各种活计。为了填饱肚子，一家人把当时能干的加工活全干了个遍儿：穿鸡毛、砸石子、缝手套、糊火柴盒、砸信封、编篮子、绣床罩……唉！有什么办法呢?穷啊！吃苦最多的就是大姐和大哥，二哥也干了不少活，但他不是主力，他多半是干些后勤似的家务活，比如做做饭、照看一下弟弟，或者加工活中不十分重要的工序。当时我还小，但也常常加入其中，从小妈妈就老说我干活不像干活的样子，我想我是重在参与……

　　父亲和母亲一生老实，受苦都放在心里，最艰难的时候是父亲被单位“家属还乡”(运动来了要分散一部分城市劳动力回到农村)，一切好像突然间都没有了，只剩下车上的几个孩子和一堆杂物。回到农村，乡下说没有收到接收我们回来的通知，因而也不会安排我们。转回去单位，领导说这里已经没有工作的位置了。就这样一辆地排车走了回，回了走，来来往往了好多次，也不知道要在哪里落脚。而这样的“还乡”老实的父亲竟然被经历过三次！母亲回忆说，父亲惨遭数度“下岗”后又赶上困难时期，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一家人最后只得在纬三路上一个废弃的公共厕所里落脚。

　　那时候国家对每个人都实行配给制度，吃穿都凭票供应，最苦的时候我们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母亲去到局领导那里求助，她可以下跪可以乞讨，只求他们可怜可怜那些饿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可是没人理睬她，次数多了，他们看到母亲就像看到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带着儿女坐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她的眼睛死死盯着领导手里的饭票。等窗口里递出热腾腾的窝头，母亲就箭一样冲上去夺下来给身后的孩子，她张开翅膀一样的双臂用瘦削的身体拦住追赶的人，高声喊着让孩子们快跑，快跑……凌乱的头发，锋利的目光，没命地抢夺，久而久之，人们都说母亲疯了，更有人叫她“邹疯子”。很多次母亲对我提起那段日子：“妈妈疯就是为了你们疯，如果没有你们，妈妈早就不活了，这不就都是为了孩子么……”后来我长大了，很久很久我都不曾提及“疯子”这个字眼，在我的心里，疯子，代表着沉甸甸的母爱。

　　绝望的日子也逼疯了走投无路的父亲，有一次他挥舞着菜刀想要了结了全家的性命。如果不能一起好好生活，那么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是好的！大哥躲在铺板底下跟父亲周旋，大姐拖着二哥没命地逃，父亲抓不到孩子，仰天一声长叹，举起菜刀对着自己的脑袋砍了下去……父亲被回家的母亲送进医院，肺结核的旧症重发，家里没有钱治病，父亲只得躺在医院里。一夜冬雪，推开门时积雪没过了膝盖，母亲手里牵着大哥，背上背着二哥，大姐抱着白菜帮做的饭，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医院走去。很多年后我听母亲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看到父亲脑后深深的疤痕，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不禁胆战心惊，心生酸楚。

　　母亲流泪的时候，大姐躲到一边，大哥离开家去，二哥沉默不语，只有年少的我乖巧地守着母亲，安慰母亲：“妈妈，你别伤心，我长大了给你买好多好东西，妈妈，你说你想要什么……”

　　母亲擦干眼泪：“妈什么也不要，妈就要你争气！”

　　争气，母亲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一口要争回来的气吧！

　　1995年，我的《中华百年祭》得到了广泛关注。诸多老一辈的艺术家和评论家都给予我鼓励和支持，著名艺术评论家刘曦林、马克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却提出能否见见我的母亲。他们说这个孩子太特别了，他一定有一个不平凡的母亲。现在想起来，我最初对于悲剧风格的偏爱和执著，甚至身上所有的烙印都是父母潜移默化给予的。后来，我漫步在天堂般的巴厘岛，写过很多关于母爱的文字，也画过很多母爱的图画，她们大多是母亲对孩子的无限呵护与无微不至的疼爱。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依然是“母”与“子”，我感受他们、表现他们的角度默默地在发生着变化。

　　这些年来，为了事业，为了理想，为了我心里执著的梦想，我已经很久不在母亲身边。但无论明媚，无论阴霾，母亲始终站在我回头就能够看见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沉浸在一种莫名的甘甜和幸福里去捡拾远逝的记忆，那是因为我们在曾经贫瘠的日子里与苦难那么那么地接近过。而正是这些苦难，让我们知道生命的美好，感情的可贵，信仰的坚持，精神的守望，这一切都有价值，有意义。

　　初春的阳光洒在工作室里，我坐在宽大柔软的椅子里静思，母亲的故事像一颗一颗光泽的珍珠，我仔细地把它们串起来，挂在脖颈，垂于胸前，离我的心最近的地方。

　　母亲，我终于可以对你说，把手给我！